中国经济的战略问题
中国经济的战略问题
杨万江
(2008、11、12—19)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只有放在过去三十年的整个进程上或者放在足以构成影响中国经济前途和型态的那样一个层面上才能很好理解和把握的形势。
——制造业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外需型发展后，到2008年出现了非常重大的环境变化。去年在外贸形势很旺的时候，我谈到经济工作里面要准备好以后中国国内运营成本上升或者国际替代竞争压力提高后怎么办的问题。说要通过资产购买参与到国际营销环节中去，绑一起，防止以后人家把你一脚踢了，而且，资本渗透到各个产业环节能改善中国企业老打工赚太少的问题。现在大家注意到08年没过多久真的出现了一些外资企业撤向越南和印度，以及沿海一带的中国货在国际市场因成本因素贸易量减少，并有部分企业倒闭的情况。这个情况在政策上来观察，涉及到中国制造业的外需贸易战略是否可持续以及现在需要和如何拿更大的战略性政策来应对的问题。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财富过度集中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的不那么富的人群有不有能力来支撑产业增长的最终消费需求，从而使产业成长速度获得持续性。这是一个更为深远的大问题。去年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放在宏观政策调控中涨工资和物价问题里去谈。意思是，分配政策调整是个重要的事情，你得配合，你不要舍不得，如果这样一下子有短期内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的反应，那是因为你得等一个生产和投资周期过后供给上来平衡需求，然后物价就降下来保持稳定。治通涨不能没针对性，你得弄政策去促进涨价产业的生产和投资而不能什么都叫停或者紧缩。大家可以看到，过一年了，生产长很多了，物价也降下来了，CPI只有4%多一点。物价问题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怎么解决低收入人口多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又需要启动国内消费，并不排除选择包括再度使用分配政策工具和其他促进需求政策可能性的问题了。回到中国经济内势中的长期政策中来考虑那些战略性的增长问题，这是09年经济工作的一个调子，积极政策的调子。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影响着中国制造业的外贸市场和贸易战略，而且金融危机所涉及到的金融监管问题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大变数将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与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具体关系，以及中国将要发展出一个什么样影响世界也受世界影响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呢？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外汇结余增长太多，抱怨外汇占款的规模太大迫使央行随外汇流量发行人民币，削弱了中国宏观政策调控国内经济的有效性，人民币面临对美元有很大的升值压力。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与中美经济形成的交互循环模式中的严重问题和巨大压力有关，与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生存方式和长期战略的风险和挑战有关。如果说我们已经认知到国际社会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贸易中有不太灵活地随美联储泛滥的货币政策而变值的持有刚性，从而，我们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所获得的美元，要么只能购买美国国债或被吸入它那自我膨胀的金融系统中去循环，要么在它的技术出口限制下我们手里拿着的美元象白纸一样买不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或者我们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所培养的能力下来改变这个状况呢？这涉及到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货币战略、资本战略和贸易战略等一系列非常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中国经济前途和未来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速度，使社会结构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衡。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所产生的劳动力流动性不充分问题，既阻碍了城市产业获得持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过早地使一些城市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环境，又使农村难以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来缓解农村土地产出利益在农民之间的分配压力，并阻碍了农村发展规模经济和提高专业化、现代化水平，从而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难以接受。重要的是，当这个问题不再只是以农民收入多少的社会问题提出，而是以那些发达地区的城市产业环境因缺少持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那么，处理城市化问题就成为经济工作的一个受到更为重视的问题了。如果你不做一些事意味着更大更重要的事你就做不好，又或者说，如果你不是那么“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的话，那么，你不仅愚蠢，而且没文化,甚至没道德。我们必须下功夫面对它，立即面对它。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到09年经济工作很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和解决的原因，尽管这样的问题是长期的非一两年内能够完全解决的。中央专门开了三中全会解决城市化和农村问题，这个要重视，而且你怎么重视都不过分。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十几亿人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政治上的历史承诺都与这样的问题有关。
上述形势表明，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变化、调整和塑造期。我认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判断和政策方向对促进经济工作的有效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产业全领域发展
中国仍将是一个在产业全领域发展的持续高增长国家。今后二三十年内的全球经济中，中国无与伦比的人口规模和可开拓的多层次市场空间、持续供给受到良好教育的低成本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日益雄厚的经济和产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为从低端产业环节到高端产业环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等全领域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中国适合任何产业的发展，至少任何产业的产品和服务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十分可观的市场，而不是只可以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达或不发达国家可以象中国这样有条件来实施这样一种全产业发展的战略。中国失去任何一类产业的发展都是十几亿人就业和收入上的损失及其面临的经济威胁，并让机会沉睡或者把机会拱手让给别人。有许多经济学家总是不看中国近似于一个“小世界” 并存在多层次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的实际，简单机械地套用比较优势学说，主张中国只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其他许多产业的发展大泼冷水。我相信中国经济在广泛的产业领域中高成长的事实会让这种观点消退。
产业升级和地理转移在国内同时进行的结构调整
中国最具国际贸易能力的制造业可以同时在中国国内完成早成长的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企业就地产业升级和地理空间转移的同时进行是中国全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和专业性分工。尽管广东等地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有停工倒闭现象，但一批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又同时进入市场，而象中国四川和重庆这样一些劳动力成本低，各种软硬环境和基础条件比较好（特别是万吨级货船能够从重庆港直达世界各地，甚至因为三峡移民和汶川地震而被国家给予很多优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区，会成为新一轮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理想选择。据统计，1–3季度，重庆市实际利用内资比上年同期增长81.9%。其中1000万元以上利用内资项目实际利用内资比上年同期增长88.5%。全市1000万元以上内资项目达到638个，比上年同期增加43个。GDP增长15.3%。中国国内目前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地区空间调整，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因为某些地区商业环境的经济成本提高而失去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类似重庆这样各种条件较好而商务成本又较低的地区，是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在全世界，没有不可以在中国发展的产业，即便中国在出现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一点需要向国内外工商界说明。把发展引向中国产业经济的各种可能性，是当前经济工作的突出特征。
在加速的城市化中维续竞争力和提高农民收入
以扩大现有中小城市为重点，加快城市化进程，既是中国城市产业持续获得廉价劳动力供给，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减轻农村土地产出利益在农民人口中的分配压力，相对提高农民收入，并实现规模经营和专业经营的要求。让太多的农民靠相对少的土地富裕起来是缘木求鱼；让农民更不容易从农村转移出来也就等于扼杀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资源。相对于以城乡分割为基础、农民在农村就地城市化和就地工业化的路径，以扩大现有中小城市为重点的城市化路径具有更小的城市化成本、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广大农民更加改善的收入水平。在建立全社会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人口跨地区跨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子，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重塑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确信这种大趋势和现代化的规律性不是任何文件、政治意识形态和短期利益计算所能够忽视得了的事情。把经济工作做到中国经济的内在需要中去，这不能成为一个需要反复重申才能得到尊重的工作方向。我认为，那些从长期看很不划算的想法和做法使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成为经济工作久攻不克的顽症。如果你不是顺着农民如何能够提高收入的方向去采取政策步骤，而只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制造某种好处可以让农民不至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麻烦，那么，真正的经济工作就尚未开始。
迈向国际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战略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中国将告别只知在制造业的国际贸易上埋头苦干，而让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美元霸权侵占利益的局面，重建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货币战略、资本战略和贸易战略是从现在起重塑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之地位的开始。中国货币成为全球广泛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并让其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主要估值和结算货币，这是中国地位的根本标志。我认为，下述几点是保证中国货币战略成功的必要措施：1）、中国货币战略的基本途径是在国际贸易中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并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扩大而让人民币在全球广泛使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中国货币地位的主要实现条件和方式。如果世界上有重要影响或者有很大比例的国际贸易以人民币估值和结算，那么，人民币就在全球体系中变得重要。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中国经济和货币的国际影响，那么，只要看近些年的国际市场中的价格决定性就很清楚。凡是有中国参与的购买和销售都立即会引起重大的价格变化。这就是说，中国符合经济学意义上作为价格决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的“大国”概念。既然我们是一个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国家，那么，我们就是全球市场的价格决定者。它的金融意义是，当一国经济能力大到可以成为国际市场价格决定者的时候，那么，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估价标准就是根据中国的经济行为来参照的。也就是说，中国适合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基础决定者之一。2）、始终奉行人民币币值稳定政策。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坚定奉行了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政策，自那时以来，持有人民币至少不会损失财富甚至会升值已逐渐成为普遍的国际金融认识和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人民币逐步进入各国政府、工商企业和私人的财富储备选择。人民币地位提升的趋势及其它所获得的国际信任对应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成长的大国经济能力和真实的财富创造，以及中国政府负责任的经济金融政策。在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普遍出现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中，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高经济增长、厚实的财政实力和充足的金融资本，将充分展现中国具有在全球最恶劣环境下同样实现经济高增长的能力以及领导全球稳定的能力。这必将为人民币赢得国际信任的深化和更重要的国际地位。在艰难国际环境中历经考验的国际信任是中国经济及其人民币最核心的竞争力。3）、在未来若干年内，逐步实现中元区战略。即把大中华区内的人民币、港元、新台币、澳门币合并成为中元，并在两岸四地建立中元货币政策协同机构。中国不排除在中、日、韩和新加坡等相对稳定发达的东亚国家之间建立亚元区或东亚货币联盟的选择，这取决于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的新协调。但是，我们将首先考虑中国两岸四地的中元区政策。4）、采取外汇储备多币种政策，逐步削减过大的贸易顺差，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源类产品进口或该类国际资产购买，实现贸易进出口平衡，减少对美元的过度储备和对美国国债的持续购买，避免掉入美元自我循环的陷阱。5）考虑到中国金融承受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政策控制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逐步开放。
为中国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国际地位服务的中国资本战略
中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基础是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在产业的广度和高度上不断迈进全面的系统性结构成长。如果说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由于在实体经济领域难以开拓较大的增长机会，而回应内部社会问题挑战和试图维持国际领先地位的大多数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几乎都依赖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美元霸权的滥发特权，并使泛滥的美元涌向全球金融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投机而导制金融泡沫和虚高的金融资本主义结构，那么，中国的问题则是，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使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获得可以多种选择和多层次适应性的投资工具，国民财富中相当多的资产，乃至部分生产资料特别是农村的土地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健康的“蓄水池”效应而资本化，并建立起投资-收益的财富增长机制。中国拥着庞大的居民储蓄资源和资本形成能力。但中国有太多的钱在储蓄银行，而那些要求风险偏好比较积极的有价证券市场则相对不那么受到普通居民理财方式选择上的亲睐。所以，中国金融发展及其资本战略是一个长期制约发展的短板。可以考虑的任何措施原则上是把金融坚实地建立在中国实体经济全面发展和增长的机会、利润及其预期基础上。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是相互影响的。金融发展滞后的问题实际也与中国经济各行业的增长模式有关。金融业作为一种服务业，乃至更一般地服务业发展的不充分，本质上是中国农业和制造工业的数量型扩张和低利润率模式难以选择让更多更高级的产业性服务乃至生活性服务来参与价值分配的表现。产业价值链的结构性问题是中国金融和服务业发展的问题所在。改善中国产业的增长模式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巨大的服务业体系，开拓就业空间的根本条件。这一点应当在经济工作中获得理解。此外，发展与实体经济规模结构的金融需求和财富“蓄水池”效应相适应，与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中国金融体系及其全球化的金融根置和影响力体系，将是中国金融和资本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在此目标下，下述几点应当成为中国金融及其资本战略的政策选择：1）、在控制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未来二三十年时期内，大力发展国内证券金融市场，开发多种投资工具，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状大一批有较大资本实力的国内公募和私募证券基金或其它金融投资机构。这不仅是中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必然和市场主体条件，而且也是中国在未来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后能够实现金融市场国际化，并应对国际“热钱”冲击，避免金融市场被国际游资操纵，从而保持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对中国日益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持续增长潜力的稳定预期将对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全球财富效应向中国倾斜而增值中国资产的可能性是一个从目前到未来数十年内的长期趋势。2）、按照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市场各占二分之一的比例，引导国内金融资源的投资方向和配置。长期以来，中国在居民、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了十分稳定的储蓄和借贷关系。在证券市场尚不成熟的发展时期，中国主要依靠银行系统的金融功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支持和宏观政策调控的机制。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银行系统健全和稳定的金融功能和经济发展的金融主渠道作用，仍然是必须坚持的战略选择。中国不可能高风险地选择象欧美国家那样让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发挥主要金融功能。这既是由于证券市场的较大波动不利于实体经济的稳定高增长，也是由于中国产业经济的数量扩张和低利润率模式对金融服务和金融风险的适应性选择。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结构也将发生变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步提高。金融资源在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市场各占二分之一的并驾齐驱格局，将是一个既服务中国实体经济也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更加灵活、充满活力和风险适中的金融体系。3）、按照“国有银行为主体，多种所有制银行并存”的方针，发展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的民营金融机构。目前，虽然国有四大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金融支柱作用，但其体制和经营方式难以满足许多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的服务需求。灵活的民营金融机构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许多中小型和时效性强的机会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社会捕捉机会的能力和投资活动的参与广泛性与应时性。4）、确立为中国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国际地位服务的中国资本战略。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主要从制造业利润中产生的资本面对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环节中的低端低利润率困境应当承担起通过资本操作向产业高端提升并参与控制产业链结构的经营战略。那些深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而出现财务危机并与中国企业有产业链结构关系的资产，应当成为中国资本购买的主要目标。服务于获得中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源类资产应当成为中国资本海外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资本谨慎对待财务性投资，而主要考虑服务于中国产业国际化的战略性投资。中投公司应当着眼于中国产业的长期战略，支持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各类企业的国际资本渗透计划。必要时可以采取由中投公司购买国内企业所需要的国际资产然后再转让或投资给国内企业的方式支持他们的国际化发展。面对那些杠杆率奇高，资本庞大，赢利模式备受争议，背后又有美联储近乎无限的美元货币发行权的美国金融机构，中国资本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都应谨慎地对待他们的资产。
逐步实现贸易平衡
中国出口产业的低成本竞争力和数量型低利润率模式使中国外贸出口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增长，而且，这一趋势仍将保持到今后很长时期。中国将把启动内需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中国不打算收缩自己的外贸出口战略，而且中国还将通过调整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结构进一步拓展自己全球市场的出口空间，特别是改善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利润空间。鉴于全球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限制政策，实现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所描述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产业的出口所积累的资本规模及其技术贸易来实现国内技术产业和制造业技术提高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这直接导制了中国进口贸易不充分或者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重视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强技术和资源类产品进口贸易和促进海外服务于中国产业全球化发展的资本投资是改善中国国际收支过度双顺差状况的必要措施。中国坚定主张和倡导全球自由贸易政策。认为一个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符合全球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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