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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的重启
4月25日早上6点半，刑丽在北大医院的手术室里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她今年48岁，曾是一位失独母亲。
2011年，刑丽20岁的儿子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整整一年，这个家庭都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一年后，家人纷纷劝他们再生一个，刑丽权衡了自己的身体、经济和各方面因素，觉得有这个条件，于是，她开始了重生之路。
然而困难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多。除了年龄问题，刑丽月经出血量过大造成贫血，大夫说要调理好身体才能做试管婴儿的培植，她四处投医，不停地吃中药，为了能尽快把身体调理好，她曾经在中医院的号贩子手里买过1200元的“专家号”。即使是这样，由于促排卵不顺利和激素指标不合格，前两次的胚胎移植都没有成功。医生的不理解和周围人们异样的眼光让她感到自卑，也想过放弃；每次去医院检查，身边几乎都是年轻人，于是她把头埋的很低，生怕有人找自己聊天，偶尔被问起是不是要二胎，就被迫应付一句。她曾经去找过计生委，希望他们能让医院方面给失独老人开通绿色通道，工作人员详细地询问了她的情况，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
有人说刑丽在这个年纪坚持要孩子是自私的，但她认为自己最迫切的需求恰恰是一个精神支柱，否则心里的那个坎儿永远也过不去。刑丽说以她和老公目前的经济状况，不要孩子，他们足以安度晚年，但过去的伤痕太深，他们就是想用新生命的开始淡化过去的伤痕。他们考虑了很多将来可能会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里甚至包括如果孩子的同学们问起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起来这么老，他们要如何应对。她打算去买些新衣服，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接受整容手术，好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
2013年8月，刑丽终于再孕成功，双胞胎的第一次胎动让她兴奋地不能自已；承受了各种艰辛之后，这个春天她和老伴儿终于在忐忑中盼到了一对新生命的降临。
像她这样处于最后怀孕年龄的边界上，仍想继续生育的失独妈妈并不是少数，但不是每个人都像她一样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没有孩子的路太可怕了”
李夏是在中医院调理时偶然结识刑丽的，知道彼此都是失独老人后，她们开始相互交流和鼓励，那个时候李夏51岁，为了能再有一个孩子她已经努力了三年，但医生总是劝她别抱太大希望。
2010年女儿因意外去世后不久，李夏就打算再生一个，之前她检查出子宫肌瘤，但医生说等到绝经后瘤子会慢慢萎缩。于是她找了一个中医帮她调理，想让身体条件能尽快符合生育标准。一段时间后，身体状况不但没达标，子宫肌瘤的数量反而增多，内分泌也紊乱了。三年里，为了调理身体，光是买各类保健品就花了不下十万元。她做过三次试管培植，但由于卵泡太脆弱，最终一次也没有成功。她说服老伴儿一起去看中医，听别人说跳绳能增强卵巢功能，就一天跳1000下。很多次，医生都劝她：“抱养一个吧”。但她和老公都不愿意。
即使前景并不明朗，李夏也从没想过要放弃，她说没有孩子的路太可怕了，每当老公喝中药喝的不耐烦时，李夏总是劝他：“就是将来住在养老院，我也希望有个孩子能来看看咱们啊”。
“从没有一秒钟后悔过”
下午5点左右的北七家开始喧嚣起来，狭窄的马路上拥塞着无法动弹的汽车和匆忙过往的行人，道路两侧布满各式商铺，夕阳的余晖在这个时候恰好漫过建筑物的顶层，铺洒在行人的肩膀和路面上，汽车喇叭，促销广播和各种人声鼎沸让这个城中村显得充满生气。
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郭敏就混在这人潮和车流中，她左右手各牵着一个4岁的孩子，看上去疲惫而幸福。但她一刻也不敢放松，各种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在一条路上双向奔流，右手牵着的男孩儿嘉彬很不老实，时不时地要踢起地上的纸片，或者为了挣脱她的手使劲儿向前冲，她已经60岁了， 腰受过两次伤，医生叮嘱她不能再有第三次。
这段不到10分钟的路郭敏每天要走两次。早上，她七点起床，给两个孩子冲奶粉，分别帮他们洗漱后八点半送去附近的打工子弟幼儿园，下午五点再接他们回来。为了糊口，郭敏同时在给七家小型公司做账，每家付给她的报酬是200或300元，加上一千八的退休金，一家人勉强过活。
郭敏的独生女儿2005年因车祸去世。56岁那年，她通过胚胎植入技术生下一对龙凤胎，刷新了北京地区产妇年龄的上限。剖腹产下两个孩子，连手术带生产一共花了8万元。生活本来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然而2013年7月，65岁的老伴脑梗塞发作，好几个月才出院，如今他住在和前妻生的儿子家里，由他们照顾。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完全落在了郭敏的肩上，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每月租金600块的出租屋里，那个出租屋有个喜庆的名字叫做“吉祥公寓”。
每个月扣除房租水电和各种生活支出，郭敏还能攒下一千五百元钱。她寻思着这样再工作十年，两个孩子上学应该够了。老伴脑梗发作后，她决定将来不让孩子们上大学了，高中都不必念。最多读个技校，能找个工作，足矣。
对四年来疲于奔命的生活，郭敏说从来没有一秒钟后悔过。至今她都认为，生孩子的8万是她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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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5 20:48:24